（原刊於信報財經新聞 A17 EJ GLOBAL plus）

前年10月，《紐約時報》報道著名導演Harvey Weinstein涉嫌性侵多名女性，駭人聽聞。演員Alyssa Milano隨後呼籲女性以#MeToo的標籤，記述自己被性侵或性騷擾的遭遇，以呈現這問題有多嚴重、多普遍。想必她也沒想到，自己一石激出#MeToo浪潮──一個被喻為終讓性侵及性騷擾施害者承擔後果的大浪。

過去一年，#MeToo浪潮沖擊着演藝、體育、學術、科技、商業、政治、司法等各個界別，如今是時候檢視它帶來的進步，以及引來的反撲。

有媒體形容2018年是#MeToo年或女性年，原因之一是#MeToo讓全球數以萬計女性鼓起勇氣，控訴她們被人──主要是其工作領域內、執掌比她們更大權力的男性，性侵和性騷擾的慘痛經歷，並將他們繩之於法，包括美國著名笑匠Bill Cosby、體操隊隊醫Larry Nassar等罪成入獄。而世界各地、各界別也有名人權威因而請辭、下台和被解僱。

這已是進步。過去，那些受害人難以訴說經歷，遑論公開指證，追求正義。父權社會下，其控訴只會招惹權力反咬，矛頭更往往一個回馬槍刺向她們，人格謀殺、裏裏外外辱罵羞辱一番，如稱是因為她們不檢點才惹禍；又或視控訴是小題大做、不理性的報復等，造成二次傷害。至於孩子和性小眾，更是無從說起。亦因此，當#MeToo浪潮衝擊各個領域，拉倒有嫌疑且有權有勢有地位的男性時，有人視之為鼓舞──不是針對有能力的男性，而是如多年來努力維護女性權益的哈佛法律學院客席教授Catharine MacKinnon所言，因為社會一直以來站在施暴者那邊，尤其是掌握權力的，如今終於見到少許改變。

此外，#MeToo觸發荷里活300名影星、編劇、導演和其他領域的專家組成反性侵聯盟Time's Up，籌集資金協助低收入、失業、或面對施害者法律報復等受害者興訟。

據BBC報道，聯盟已有逾500名律師處理近3000多宗求助個案。在法制方面，美國國會議員和職員今後每年都須接受反性侵培訓；亞利桑那、加州、馬里蘭、紐約、田納西、佛蒙特、華盛頓等州份，都開始限制被喻為施害者「撒手鐧」的保密協議，禁止它用來阻止受害者提告。在企業方面，有的增加反性侵培訓，有的設立匿名舉報熱線等。

不過，人言可畏，網上言論尤甚，#MeToo網絡動員力量強勁，男性一旦面對其指控，會先面臨網絡審判而非司法檢控，不論有罪與否，很可能都要負上身敗名裂的代價，失去事業或被迫請辭。甚至連提出不同的觀點，都會面臨巨大壓力。如《紐約書評》主編Ian Buruma因刊登曾被指控性侵終獲無罪的Jian Ghomesh撰寫的自辯文章，而被#MeToo支持者討伐，終在壓力下辭職。

矯枉過正恐變「獵巫」

對此，有人批評#MeToo變成一場仇視男性的極端行動。去年初，法國100多名演藝、出版、學術界女性更發表公開信，指摘運動形成一種極權氛圍，加速審判、矯枉過正，令本來算不上犯罪，只是與女性調情或獻殷勤的男人連自辯的機會都沒有便身敗名裂。性是非常複雜的議題，這觀點成立與否，難以一文細論。惟就連最先於2006年使用Me Too一詞關注性侵議題的社運人士Tarana Burke亦警告，#MeToo已儼然一場「獵巫」、針對和報復男性的行動，強調運動的宗旨應回歸至為下一代建立無性暴力的環境。

不少人認為社會對#MeToo運動反應過激屬情有可原，是動搖根深柢固的父權社會的「必要之惡」。然而，抱持這種心態的人要知道，父權社會不僅是男性身居要職或手握權力，而是其霸權已深入社會肌理，令男性地位一直較女性優越。男性是構成和延續這霸權的一部分，但同時是它的繼承人，甚至是男子氣概等標籤的受害者。

因此，要撼動扎根如此深處的文化，沒有男性參與，注定失敗。因此，運動要求施害者承擔罪責受罰之餘，也要推動兩性互相尊重，才能真正減少性暴力。要推動社會改變，以一年的資歷尚且不足，展望2019，#MeToo必須抓緊宗旨走下去。